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一次宴会上，各国科学名流济济一堂。其中，一位中国神经生物学家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谈笑风生。这位年过七旬的科学家以他在神经科学领域的骄人成就得到了各国科学名流们的高度评价。这位老人，便是中国著名神经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鞠躬。
初次得悉院士大名——“鞠躬”，不禁让人联想起这个词的本意，浮现出行“鞠躬”礼时上身向前弯曲的一幅剪影。走近鞠躬院士后，徒然感到那幅“鞠躬”剪影一下子有了生命——鞠躬院士的一生，正是对着科学、对着祖国行着那恭敬的“鞠躬”礼。
“家庭文学沙龙”种下他的忧国忧民情结
回忆自己的童年，鞠躬说父母的为人对他一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29年11月，上海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家庭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可让人意外的是，刚当上父亲而满心欢喜的男主人把祖姓“周”置之一旁，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鞠躬”。他说：“我们这家人，都不必沿用祖姓了。为的是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为我们这个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行事特立独行的男主人自己就早已不用祖姓，为表达对封建社会和黑暗现实的不满，取笔名“索非”。鞠躬的母亲叫姚鞠馨，浙江宁波人。索非为儿子取名“鞠躬”，灵感也许来自妻子名字中的一个字。
鞠躬的父亲索非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时，与进步文人巴金、曹禺等交往十分密切。巴金早期的作品，有许多是从索非手中发出去的。巴金曾在《我与开明》一文中回忆他当年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许多小说和索非的关系：“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
索非的精明能干被国民党派往台湾分管教育的范寿康看中了。1946年的一天，范寿康来到索非家里，劝说索非去做他在台北的书店负责人。索非去了台湾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由于鞠躬母亲的热情好客，渐渐地，来找巴金的朋友把鞠躬家的客厅变成了上海作家和剧作家的文学沙龙。在大人们聊天的时候，小小年纪的鞠躬就坐在一旁听，从大人们不时展开的各种话题中，他似懂非懂地感受到大人之间诚挚的友谊和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那时常来找巴金的文学艺术界朋友都认为，对于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文学艺术实在是显得太轻了，他们常常引用鲁迅先生对儿子海婴的嘱咐告诫小听众鞠躬：不要当空头文学家。这些思想大大影响了鞠躬，但从小生活在这种文学和艺术氛围中的他却并未走上文学道路。
因得分高而“误入”神经解剖学领域
鞠躬学医，与父亲索非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痛感中国人被洋人称为“东亚病夫”，索非曾自学医学，并在上海考取了卫生局执照，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抗日战争时期，索非在开明书店工作时，还开了个小诊所，常利用午休的时间赶到诊所去看病人，服务对象大多是挣扎于社会底层的人。让鞠躬印象颇深的是，父亲常免费给一些穷人看病，甚至赠送一些药品。在祖国饱受欺凌的年代，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在思索如何救国，学医、学科学，医学救国，科学救国，是鞠躬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一笔精神遗产。
鞠躬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好奇地翻看父亲那些大本大本的精装医书，有些还是日文的，“里面有些插图还很吓人”。有着医学知识、文学修养及出版经验的父亲还热心于科普工作，他曾经写过《孩子的灾难》、《人体旅行记》等通俗医学读物。虽然如今已经找不到这些书了，但鞠躬说这些书给予自己的印象是无法磨灭的。正是这些通俗易懂的医学读物，开启了鞠躬对医学知识的兴趣之门。
父亲去台北不久，鞠躬高中毕业，遵照父亲的意思去台北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学医。当时医学院的老师都是日本人，学生都要先上进修班，鞠躬认为时间耽误不起，就到台湾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上学了。一年后，当他想转回医学院去的时候，那边的名额已经满了，一心只想学医的他只好返回大陆。
听说长沙湘雅医学院是美国人办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鞠躬就报考了湘雅医学院。1947年，鞠躬18岁，考入了湘雅医学院27班。那时，湘雅医学院的条件还很差，学生宿舍非常拥挤。由于当时长沙的一场大火烧了发电站，鞠躬入学时还没有电灯，每个学生宿舍到了晚上都是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艰苦的生活没有吓退从小过惯了比较优越生活的鞠躬。相反，他一到湘雅医学院便很快适应了。说起湘雅医学院，如今在鞠躬的言谈话语间仍充满了深深的感情，可以说他今天拥有的一切，都与当年在湘雅医学院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湘雅高尚的学院气氛和严谨的治学作风，激起鞠躬对湘雅的热爱。湘雅的学风，老师的严谨，对鞠躬一生学术上的追求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进入湘雅以前，鞠躬的确是个不太用功的学生，可进入湘雅医学院后，鞠躬却与以前判若两人，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鞠躬是一个很用功学习的人，属于“夜班一族”。
大学毕业前夕，鞠躬已经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了。可是，令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鞠躬学的是神经解剖学专业，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1952年，鞠躬在湘雅医学院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他选择了3门课程：生理学、微生物学和病理学，他始终觉得自己更适合搞研究工作。当时军委卫生部委托中央卫生部到湘雅医学院招一名毕业生从事解剖学专业，结果鞠躬就被挑中了。从此，鞠躬走进了那个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的显微镜下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被军委卫生部选中从事解剖学研究后，鞠躬先被通知赴北京参加全国医学院高级师资班学习。学习班就安排在北京东单三条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鞠躬去北京后没有到处去参观游玩，而是马上投入了解剖学的学习。起初办公室条件较差，是一间半地下室的房子，但鞠躬毫不介意，因他已深深地喜欢上了解剖学，确切地说是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鞠躬师资班的导师是张？和张作翰先生。他们发现了鞠躬有较好的潜能和素质，特别寄予厚望。
在寂寞的神经生物科学领域创造“神话”
如今，频繁跳槽被许多年轻人视作充实人生经历的一种方式，他们不断地变换职业，充分享受着自由择业带来的快乐与痛苦，但同时这种变奏也凸现出了现代人浮躁功利的一面。在一些思想前卫的现代人看来，如果一个人一生只在一个单位里打转转，且每转一处都能做出不凡业绩，也许会惊呼为“神话”。不错，鞠躬正是创造了这种“神话”的人。自1953年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鞠躬便艰难地在神经生物科学这个寂寞的领域里进行探索，并创造了一系列填补人类空白的科学成果。
鞠躬被分配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解剖教研室之时，他的姨父是当时上海华东军政委会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希望鞠躬去上海从事临床工作，但鞠躬还是毅然选择了艰辛漫长的科研道路。1953年的西安被形容为：电话不灵，电灯不明，马路不平，到处是泥泞路。当时的四医大还多是干打垒的房子，一切处于白手起家的状态。在鞠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艰难困苦”这个词。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他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充实自己，只要一有空就往图书馆跑。如今见过鞠躬的人，都无法想象当年的鞠躬瘦成什么样子，那时他的外号居然叫“猴子”。
20世纪70年代科研条件还很差，鞠躬白天黑夜地写文章，那时连电风扇都没有，鞠躬就写一写，拿起扇子扇一扇。蚊子太多，咬得他没办法，只好在桌底下点根蚊香。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人很难接受一个只顾埋头干事业的人。不过，鞠躬在“文革”中并未受到什么冲击。关于这一点，一些人感到很惊奇。对此，鞠躬则幽默地说：“大概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个讲师而不是教授，没有资格进牛棚吧。”确实，鞠躬到四医大后第10年才任讲师，30年后才任副教授。
在神经科学界有一种说法：神经科学是生命科学的最后前沿。确实，人类在对自然、对天文、对地理甚至对更广渺的宇宙了解越来越清楚的同时，对于人类自己的大脑构造却还没有搞清楚。作为神经生物学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鞠躬长期从事束路追踪、神经内分泌学、大脑边缘系统及化学神经解剖学的研究。
“Nauta法”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Nauta发明的，到50年代后期才成为一种选择银染变性神经纤维的方法，对神经束路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方法问世之初，鞠躬便敏锐地注意到了。但由于当时国内科研设备简陋、资料匮乏，又无人指导，加上各种政治运动，鞠躬花了近10年时间的苦读，经历了无数次尝试，直到60年代初才渐渐悟出其要旨。鞠躬和同事用“Nauta法”做了两项听觉束路追踪研究，成为当时国内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当《解剖学报》刊载了国内第一篇用“Nauta法”发表的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作者鞠躬在当时刚刚成为第四军医大学的一名讲师。而当鞠躬将第二篇论文投进邮箱后不久，“文革”开始了，那篇论文如石沉大海，音讯杳无。然而令鞠躬没想到的是，“文革”结束后，那篇论文竟奇迹般地发表在《解剖学报》上，如同与久无音讯的孩子重逢，令鞠躬欣喜不已。
“Nauta法”研究进展顺利，极大地鼓舞了鞠躬，也赋予了他无限丰富的想象力，以此为窗口，他看到了神经生物研究领域无限美好的前景。可在接踵而至的“文革”中，四医大调防挪到了重庆，科研活动也由此中断了，鞠躬也开始消沉。直到1973年，他才猛然醒悟，宝贵的时间不能这样被白白地浪费，于是天天往图书馆跑，翻看那些国外的科技杂志，了解到国际上已经又有了不少科技新发明，尤其是报道的一些科研新方法让鞠躬看得既惊奇又高兴。
当时，鞠躬特别注意到追踪神经束路的一种新方法——“辣根过氧化物酶”，但他不清楚原委。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鞠躬和同事们仅用一年时间就在“辣根过氧化物酶”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甚至编了一本小册子，刊登了11篇论文。同年，在庐山举行的“文革”后第一次全国解剖学会，鞠躬临时在会上作了关于《辣根过氧化物酶追踪神经束路》方法的报告，给当时沉闷的国内解剖学界带来一阵凉爽的清风。自此以后，鞠躬的名字开始在全国神经解剖学界有了相当的影响力。
在我国神经生物学领域堪称一面旗帜的鞠躬曾获得大大小小的无数奖项：“八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1996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总后勤部“科学技术一代名师”……但个人荣誉对鞠躬而言，却远远不及探索科学奥秘的魅力大。1997年，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邀请国内15个专家讨论制定“973”规划，医学界就邀请了鞠躬一人。“973”规划是国家重大项目，凡被邀请者无不感到莫大的荣幸。但按照规定，专家组成员不可以申请基金。鞠躬考虑，如果没有资金，自己的科学实验将无法进行，于是就非常果断地辞掉了这个委员的职务。“我要搞科研，不要当委员”，鞠躬这句朴实的大白话，虽简短却有力，让人读懂了他对科研事业的一往情深。
